《文十六卷》~ 卷一·文一 (2)
卷一·文一 (2)
1. 六氣大司天上篇
醫書自仲景《傷寒論》後，於晉有王叔和，隋有巢元方，唐有孫真人、王刺史，宋有成無己，皆足以發明仲景之道，未有以仲景為偏於溫者。至金元之間，劉守真、李東垣、朱丹溪出，而後之相提並論者，輒謂仲景偏於辛溫，守真偏於涼瀉，東垣偏於溫補，丹溪偏於清滋。
於是有疑其偏而棄其法者，有用其偏而執其法者，有以偏救偏而偏愈甚者，而不知皆非偏也。子輿氏謂：知人必論世，凡在尚友者皆然。豈至於醫而獨不然乎？然欲明前人治法之非偏，必先明六氣司天之為病。
六氣者，如厥陰風木司天，少陽相火在泉，是為風火之氣；少陰君火司天，陽明燥金在泉，是為火燥之氣；太陰濕土司天，太陽寒水在泉，是為濕寒之氣；少陽相火司天，厥陰風木在泉，是為火風之氣；陽明燥金司天，少陰君火在泉，是為燥火之氣；太陽寒水司天，太陰濕土在泉，是為寒濕之氣。此逐年司天之六氣，可運諸掌上者也。
余則更以六十年一氣之大司天計之。余蓋本於外曾祖王樸莊先生引《內經》七百二十氣凡三十歲而為一紀，千四百四十氣凡六十歲而為一周。擴而大之，以三百六十年為一大運，六十年為一大氣。五運六氣迭乘，滿三千六百年為一大周。公言如此，遂以知古人之用寒用溫，即各隨其所值之大司天以為治。
而在其人，道與時合。往往有不自知者，其人而當濕土寒水、寒水濕土之運，則以溫散溫補為治者，非偏矣。其人而當風火火風、燥火火燥之運，則以涼瀉清滋為治者，非偏矣。自余得公此論，爰為古人盡發其藏。溯自黃帝命大撓作甲子，貞下起元，從下元厥陰風木運始，以厥陰為下元，則少陰為上元，太陰為中元。復以少陽為下元，則陽明為上元，太陽為中元。
合前後三元，而配以厥、少、太、少、陽、太之六氣，於黃帝八年起數，前三十年為厥陰風木司天，後三十年為少陽相火在泉。歷金天、高陽、高辛、唐、虞、夏、殷、周、秦，至漢靈帝十七年，改元中平之元年，為第四十九甲子。仲景當建安中，乃中平甲子垂二十年。時亦屬下元厥陰風火用事，當時習用烏、附辛熱，正值風火運中，為治多誤。
故仲景以桂枝、麻黃之溫，治中風、傷寒之病。即以葛根芩連、白虎、承氣、柏皮、梔、豉之清，治溫熱、濕溫之病。凡遇溫熱，即用寒涼。其謂仲景但知秋冬不識春夏者，不足與論仲景者也。由此以推至宋高宗紹興十四年，為第六十五甲子。劉守真著《素問元機》，序云：大定丙午，為金世宗二十六年，即宋孝宗淳熙十三年，乃紹興甲子之四十三年，燥火用事，亦宜於涼。
張易水與守真同時，李東垣為易水高弟，值宋寧宗嘉泰四年，為第六十六甲子，寒濕用事，故宜於溫。丹溪生於至元，卒於至正，值泰定元年第六十八甲子，火燥用事，故宜於清。以上三家亦既按其時運一一符合。即王海藏《陰證略例》純用溫藥，麻革於癸卯年序之，為金乃馬貞氏稱制之三年，即宋理宗淳祐三年，仍在嘉泰甲子中。至明張介賓為萬曆時人，專主溫補，則又為嘉靖四十三年第七十二甲子，寒濕用事時矣。
後此吳又可論瘟疫，周禹載論溫熱暑疫，多用寒涼，均值天啟四年第七十三甲子風火用事時。故在國朝康熙二十三年，第七十四甲子火燥運中遵之多效。至乾隆九年，第七十五甲子，運值濕寒，其氣已轉，而醫循故轍施治多乖。樸莊先生《傷寒論注》成於乾隆甲寅，以寒涼之治謂不合濕土寒水之運，公之所治無不以溫散溫補見長，蓋公固明於大司天之六氣，而自知其所值為濕寒也。若與公同時人，則但樂於用溫適與時合，而實不自知其所以然矣。
其後嘉慶九年，甲子為第七十有六，屬於少陽相火、厥陰風木，則為火風之歲。及餘生於嘉慶戊寅，中年以後，肆力於醫。逮今同治三年，第七十七甲子又為陽明燥金、少陰君火用事，時上元之氣未至而至，故於二年癸亥，上海一隅霍亂盛行，盡為熱證。時醫以其手足厥逆，競用丁、附、桂、姜，入口即斃。
余於甲子年獨以石膏、芩、連，清而愈之，或以涼水調膽礬吐而愈之。證以我躬親歷，而病之各隨司天以變者，彌益顯然。自此至今，所遇時邪莫非溫熱，大都以涼散、以寒瀉者愈之為多。以余所值燥火之運而宜寒涼，則風燥二火之亦宜於涼。寒濕、濕寒之必宜於溫，概可推矣。
由是而知仲景之用青龍、白虎湯也，以其所值為風火也。守真闢朱肱用溫之誤，申明仲景用寒之治為三已效方，三一承氣也。以其所值為燥火也。東垣以脾胃立論，專事升陽者，以其所值為寒濕也。丹溪以知、柏治腎，專事補陰者，以其所值又為火燥也。明乎此，而知古聖昔賢著書立說都是補偏救敝之人。
仲景為醫中之聖，師表萬世，黃芩、白虎即守真所本也；建中、理中即東垣所本也；炙甘草湯、黃連阿膠湯即丹溪所本也。補瀉溫涼，各隨其運。設以守真而遇濕寒決不偏於寒涼，東垣而遇風燥決不偏於溫補，丹溪而遇寒濕決不偏於清滋。乃讀其書不論其世，因而不知其人。
輒謂如某者偏於涼，如某者偏於溫。孰能知法固非偏，而不善用其法者之自涉於偏哉。此無他，皆坐不講司天故也。